劉仲敬論皇清普世帝國與鴉片戰爭
外交首先創造了中國的概念，世界體系要求中國必須存在，世界體系的劇變一再促成中國的憲制演變。大清原先並不是中國。她沒有一條明確的邊界，只有從畿輔到荒服的統治能力遞減坡度。屬地在何處結束，屬國在何處開始，沒有人清楚，也沒有人在意。最後，浩罕和廓爾喀證明為屬國，新疆和西藏證明為屬地，都源于曾紀澤和薛福成的交涉需要。正是在這種交涉中，大清和中國變成可以相互替換的同義詞。隨後，榮祿和翁同龢這樣的滿漢高官開始在國內政治鬥爭中運用中國這個詞，梁啟超這樣的知識份子則推動了中國概念的通俗化和普及化。在這個過程中，中西交涉扮演了通過他者塑造自我的關鍵角色。 …… 1820年兩廣當局與英國海軍的衝突、通常所謂的鴉片戰爭、1860年庚申之役以及美、法等國在同一時期的交涉，在雙方都產生了各不相同的解釋。 在中國方面，這不是國與國之間的交涉和戰爭，而是地方當局對大規模群體事件的治安措施。而後，帝國政府對地方當局(主要是兩廣和兩江)實施行政賞罰。外國和外交的概念沒有進入帝國政府的考慮範圍。帝國也不允許任何大規模騷亂影響帝國憲制和天下秩序，她繼續遵循廓爾喀叛亂、浩罕叛亂的處理先例。 大清處理群體性騷亂和武裝上訪，經驗豐富、舉措審慎，善於將一切不穩定因素納入帝國秩序，有大量的歷史資源可供運用。 根據帝制中國的傳統，政府兵刑不分、剿撫兼施，變民與順民同樣不難相互轉化。理想的地方官員必須善於“化賊為民” (《宋史·列傳第五十二》)。叛匪、變民和叛酋一向是官軍的重要補充來源，李克用-李定國的模式源遠流長，在大傳統(《資治通鑒》)和小傳統(《水滸傳》、《蕩寇志》)當中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記。 帝國對待叛酋的底線不在於利益訴求是否合法或逾分，更不是當時根本不存在的國家主權觀念;而在於是否僭號稱尊，威脅本朝的正統性和唯一性。在朝廷眼中，英、美、法的訴求不外乎一系列保證人身安全和經濟利益的特殊政策。從性質上講，這就不是非鎮壓不可的原則性錯誤。叛酋跟地方官員衝突，企圖武裝上訪、向朝廷告禦狀，從而爭取更有利的善後措施。這種行徑不足為奇，有眾多先例可供參考，類似事件就是嘉慶一朝的浩罕叛亂。浩罕人入侵六城地區(天山南路)，報復地方當局取消浩罕商人的稅收特權(他們原先的稅收負擔比當地商人更輕。)朝廷剿撫兼施：一面驅逐浩罕叛軍;一面罷免制定苛政的那彥成，恢復浩罕人的特權。道光一朝的廣州貿易衝突惡化後，朝廷將浩罕戰爭的主要將領楊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