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共产党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定位与对八九民运的重新分析（AI整理語句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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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共产党的定位与对八九民运的重新分析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及其与1989年民运之间的冲突，我们必须摒弃自由派对“极权主义”的粗略理解，并回到更具理论深度的分析框架。

一、“极权主义”标签是否适用于中共？

自由派普遍将中共视为“极权主义政权”，并认为八九镇压是其“极权本质”的体现。但这种看法是否准确？答案是否定的。

按照法西斯主义者的定义，极权主义指的是国家与社会意志的统一：国家应当完整体现整个社会的意志。这种国家并不打压社会，而是通过整合社会组织实现整体意志的表达。换言之，极权主义国家是“统一社会意志”的体现。

中共是否符合这一特征？并不符合。事实上，共产主义理论本身就否定“社会整体合作”或“阶级协调”的可能性。它主张对现有等级秩序的彻底颠覆，认为任何社会合作、任何等级组织，都是资产阶级统治的表现。因此，共产主义的目标是由工人阶级推翻整个阶级社会，而不是整合社会组织。

但问题是——中共真的代表工人阶级吗？也不是。

二、共产党与工人阶级的关系

我们早在布尔什维克镇压工人起义时就能看到：列宁党并不在组织意义上代表工人阶级。真正能代表工人阶级的，是工会、行会等源自雇佣关系中的自发性组织，而不是一个以“职业革命家”构成、以颠覆国家为目标的党。

共产党自列宁以来，就是一个以党务工作为核心、以颠覆社会为手段的职业革命集团，它无法与本地工人阶级建立长久合作关系。其目标是打碎原有社会结构（如民间企业、地方行会、宗族组织等），再由计划经济与党组织重建社会体系。

三、中共是否构建了统一的社会意志？

依然没有。共产党认为，只要世界革命尚未成功，资本主义国家的存在就构成持续威胁。因此，它本质上处于一种“常备战争”状态：不仅与外部国家敌对，也敌视一切非共产党领导的社会组织。

共产党并不是社会的自然领导者，而是一个凌驾于社会之外、以“重构社会”为目标的外部力量。它不代表传统的地主阶级，也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统治共同体：以党组织、国营企业和干部系统为基础的“新阶级”。

在这个共同体之外的，要么是被打成“阶级敌人”的民间组织，要么是没有组织的“群众”——即被动接受中共领导的个体。

四、对八九民运冲突的重新定位

从这个角度看，八九民运的冲突并非“极权主义”对“民主”的镇压，而是中共对新生社会组织与自由主义思想的打击。

这一新生社会，在文革末期“四人帮”放松控制期间萌芽，形成了某种民间资本主义的雏形。这种民间资本主义后来在邓小平时期被被动接纳，并孕育出寻求自由主义保障的社会阶层——包括新资产阶级与新工人阶级。

而八九民运，正是这些新阶层表达政治自由诉求的爆发点。从中共的角度，这种自由主义冲动挑战了其对社会的重构方案，是不可容忍的。

五、重构叙事：从中华民国的立场出发

若以中华民国的视角重构历史叙事，可作如下理解：

六、八九冲突的民族意义与历史定位

因此，八九冲突并不完全是“中共镇压中华民族”的行动——因为中共早已拆解了中华民族社会，而是：

这种冲突，并不是“旧中国”与“共产党”的战争，而是共产党对自己体制中滋生出的“非我族类”的清洗。它也标志着中共试图再次确立对社会的绝对重构与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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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思閣筆迹.